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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是良渚遗址考古发现90周年,也是良渚遗址反山王陵发掘40周年。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6月6日下午在北京联合举办“良渚文化考古成果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学术沙龙,来自良渚遗址的一线发掘者、资深研究者代表相聚一堂,聚焦沙龙主题展开深度研讨,并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
起(1936-1949)是遗址点考古,良渚遗址1936年首次调查试掘,发现14个遗址点;承(1949-1986)是遗址群考古,新中国成立后,良渚遗址考古开始恢复;转(1986-2006)是都邑考古,1986年发掘反山遗址,发现王陵级别墓,出土大量精美玉器天地棋牌,成为良渚考古的转折点;合(2007-2026)是古国考古,从确认良渚古城城墙到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进入功能明确的古国考古阶段。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陈明辉研究员说,姜家山遗址墓地的发现,填补了良渚古城遗址内良渚早期高等级墓地的空白,考古学界据此确立良渚遗址群王陵墓地-高级贵族墓地-低级贵族墓地-平民墓地的四级完整等级体系,表明并完善了良渚社会已至少存在对应四大阶层——王族、高阶贵族、普通贵族、平民的完整层级链条。
陈明辉指出,在良渚古城区墓地存在三种不一样的头向传统,即男女同向(均朝南)、男女异向(男南女北)、男女同向(均朝北),这反映良渚社会当时存在三种不同群体,良渚王国的形成过程即几大群体的整合过程。姜家山遗址男女墓葬头向分置的独特葬俗,印证良渚王国存在不同族群融合整合的发展过程,体现出良渚古国多元一体的文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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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西南地区,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咪麻》中关于天地创造的描述,反映了阿昌族祖先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理解;苗族《古歌》里记录的迁徙历程,是苗族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纳西族的《创世纪》承载族群的祖先记忆与宇宙认知,形象反映了纳西族先民的社会生活。中国现代著名学者闻一多结合此类神话资料,撰著《伏羲考》,进一步考察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客观历史。这可以说是少数民族神话“历史真实”的表现。
王宪昭:《礼记·王制》中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地理环境决定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神话也因此反映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是弥足珍贵的“百科全书”。中国南方各民族常把“洪水淹没世界”作为故事发生背景,如壮族的《布伯》神话,讲述雷公发洪水淹没世界,仅有布伯的子女躲进葫芦存活,后成为人类始祖;而北方民族则往往以世界“天崩地裂”为前提,如土族故事说,石狮预言山崩地裂,人间只剩下忠厚善良的打柴郎,于是打柴郎捏泥人,泥人全都复活。这其中不乏地域差异影响——南方多雨湿热,苦于水灾,而北方的神话则可能选择造成人类再生的其他灾难,作为背景。
王宪昭:西方神话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存在差异,总体比较强调神的个性,如体现神的个人智慧、讲述神的爱情故事、描述诸神之间的战争等。而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更多强调集体力量与文化和谐。瑶族神话创世史诗《密洛陀》讲述女神密洛陀与儿女共同改造天地的故事。修缮、造林、铺桥、建屋,皆是依靠群体协作。这反映中国自古以来民族之间对集体合作这种生存方式的认可,也展现出天人合一、天下大同、敢于创新、勇于创造、不屈不挠、责任担当等民族精神。
在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中,同样存在专门管理某一行业或者某一领域的职业神。例如龙神,常常与雨水等天气现象关联。在不同民族的相关叙事中,围绕龙神降雨也衍生出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祭祀、庆典,在固定的节日或特定情景下,形成了集体性的行为模式。集体开展的祭祀活动具有开放性,不仅有本民族成员积极参与,周边其他民族也可融入其中,展现对共性的理解与认同。
盘古神话作为中国各民族共享的创世叙事,其情节与形象可能是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一些研究认为,盘古神话产生于南方民族,苗族、瑶族、畲族中“盘瓠”“盘王”“始祖槃瓠”的图腾祖先叙事与盘古神话的产生有关,壮族、侗族、白族、彝族、仡佬族中也流传有异曲同工的盘古叙事。可以说,盘古神话是各民族社会生产、生活和文化交流的产物。各民族对盘古神话具有高度认同,展现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共识与多元一体的精神特质。
土家族神话《兄妹开亲》说,伏羲兄妹成亲后生的一个大肉球,其后变成了后来各民族的先祖。珞巴族神话《珞巴五兄弟》说,太阳的儿子和月亮的女儿婚生五子,分别成为汉族、藏族、珞巴族、门巴族和僜人的先祖……这些神话弥补了汉族文献神话的不足,与历史叙事形成互文,反映出“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中华民族整体观。
王宪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神话学、中华传统文化大数据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数据库建设》等多项课题,出版学术著作《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中国神话人物母题数据目录》等30余部,发表神话学论文百余篇,曾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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